普陀山观音道场的成因

　　为什么在我国东海中会出现一个“观音道场”?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山史”的研究者，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惑着我。最近，随着普陀山高丽道头、新罗礁等古迹的发现及其具体位置之确定，证实了古代从浙东沿海一带通往朝鲜、日本存在着一条“东亚海上丝绸之路”，而“丝路”之客观存在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笔者近20多年来专研山史所得出的一个新观念。

　　按照传统的说法，普陀山之所以成为观音道场，是因为“佛指名山”（亦称“佛选名山”）。这“佛指名山”，有双重意义：一是根据佛教《华严经》载，善财童子为求“菩萨道”，曾到普陀山参见观世音菩萨，经文说，鞞瑟胝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并说颂曰：“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尔时善财童子……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西面岩谷中，泉流萦映，林树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因《华严经》是释迦牟尼成道第27天在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菩萨宣说“自内证法门”的一部大经典，补怛洛迦山（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弘法道场，这些内容是从释迦牟尼口中说出的，故谓“佛指名山”。

　　二是据宋代《高丽图经》（以下简称《图经》）、《佛祖统计》、《宝庆四明志》以及日本的《元亨释书》等史籍记载，唐大中年间（近经考证，应为咸通年间），日本僧慧锷入唐求法，来到五台山中台精舍，见观音像貌端雅，恳求请归其国，众人从之。慧锷即将像肩负到明州开元寺。觅得唐人张友信（一说张支信）便船，将登舟，像忽重不可举，与同行新罗商客竭力负之，乃克胜，及过昌国梅岑山（今普陀山），涛怒风飞，舟触新罗礁，漂至潮音洞一带，船上人十分恐惧。慧锷夜梦一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慧锷含泪以梦情告众，众人皆惊异，于是，在大家协助下，置像于洞侧，礼拜祈祷而去。山上居民张氏目睹此异，将像请回己宅供奉，称为“不肯去观音”，意为菩萨不肯去日本，选中了梅岑山作为显化道场，结合《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说，观世音菩萨早在过去无量劫前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为度众生，所以“倒驾慈航”化为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地球），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都可成为观音显化圣地。所以选中普陀山作为道场，可说是“佛（观音）选名山”。

　　上述两种说法，特别是后者，1000余年来被各种地方志和有关史籍所引用，清康熙间，文学家裘琏编纂《普陀山志》，将“佛指名山”列为“普陀十二景”之一，诗云：

　　海外奇峰翠入天，峰头朵朵削青莲。名山如此不肯去，成佛应居灵运前！

　　民国初，康有为游普陀，题诗云：

    观音过此不肯去，海上神山涌普陀。楼阁高低二百寺，鱼龙轰卷万千波。云行岛屿清未了，梵杂风潮音更多。第一人间清净土，欲寻真歇竟如何！

　　大家对于“佛指名山”，似乎没有异议。但是，当你掌握有关此山史料越多，就越会感到上述解释似乎还缺点什么。仅仅是“观音过此不肯去”吗?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形成，除了因为观音信仰早年在舟山地区传播外，是否还存在更为直接的客观因素?———普陀山因何会留下高丽道头和新罗礁两处遗址?既然此山自唐代以来一直是“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皆由此取道放洋”之地（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既然这里“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东五潮至西庄石马山与高丽分界”，系“东亚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为何长期来未引起人们重视……当我了解到普陀山在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环境后，终于意识到，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不仅与观音信仰在我国传播以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济世拔苦的神格深入人心有关，而且与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先有“丝路”，后有普陀山，先有各国商船频繁往来，才有“慧锷开山”，当年，慧锷等人正是搭乘这些商船往返于中、日、韩等国，进行广泛的佛教文化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促成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