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月2日,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瑞典不远万里,沿着260多年哥德堡号商船足迹访问中国的哥德堡号仿古帆船将访问我市。目前有关接待方案已经确定,“哥德堡”在我市停留半个多月,除了在桃花岛进行15天的维修外,从11月2日至5日,“哥德堡”号将参加沈家门渔港国际民间民俗大会。2日上午,“哥德堡”号在“绿眉毛”仿古帆船等船只的引领下驶入沈家门渔港,由本地民间习俗、国内民间绝技和国外民间文艺三个方阵组成的团体,将举行盛大的沿港巡游表演,隆重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当晚,沈家门海滨影都上演专场音乐会,邀请“哥德堡”号的船员与我市市民一起观看。11月5日晚上,沈家门滨港路华侨饭店路段将有一场以“大海啊故乡”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晚会,“哥德堡”号船员参与晚会,与岛城人民共庆。“哥德堡”号在舟山停泊期间瑞典客人也将参观普陀博物馆、沈清园、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等一些有着海洋文化特色的地方,促进与中方的文化交流。11月20日下午,桃花岛码头广场还将举行以海岛渔民出海仪式为基调的欢送会,为“哥德堡”号送行。当日哥德堡号离开舟山,驶往下一站:香港。
互为表里 唇齿相依
宁波—舟山港的前世今生
哥德堡号的来访,再一次引起人们对260多年中西交往史的兴趣。翻开史册,记者发现,今日作为实施我省“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的重中之重,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措施原来在史上早有先例。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其中浙海关设在宁波,征收往来商船税款。1695年,定海分设浙海关署。1698年,在宁波和定海分别设立浙海关分关。自此,外国商船进出宁波—舟山港,既可以在定海验税,也可以在宁波验税交易。现年在定海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处,作为外国商人及船员食宿之地。在定海增设分关,是出于方便商船纳税,便于政府就近管理,增加朝庭税收。在定海设分关后,年增加税银1万两。
300年前,宁波、舟山两地港口就实现一体化管理运营。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社会螺旋式发展规律的再一次印证?
处于同一海域、使用同一国际航道和锚地、拥有同一经济腹地,是行内对宁波、舟山两港共同特点的表述。事实上,一水相隔的宁波、舟山两港历来互为表里,唇齿相依。
如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算起,宁波港已有7000年的历史,号称中国最古老的港口。而从最早的勾践发水师出句章,到汉武帝多次派兵出海征东越、瓯越,及晋孙恩起兵海上,宁波港作为军港的每一次行动几乎都与舟山有关。而到唐开元年间,宁波、舟山地设明州,开始成为与日本往来的重要港口,更是确立宁波、舟山两港在对外贸易上的分工合作地位。日本船只先在舟山海域锚泊,进行民间交易,而后进入甬江到官府办手续,进行官方贸易。此后的北宋,宁波、舟山与高丽的来往;南宋更是空前发展地产货物贸易,与日本、高丽、海南、占城、广州及“化外诸蕃”广泛交易,位居全国四大名港之一;明代的与日本勘合贸易,与欧洲葡萄牙的民间贸易均属宁波舟山两地共同之举。
而进入21世纪,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整合宁波、舟山两地港口资源,提出两港尽快实现规划、建设、品牌方面的统一,逐步实现管理方面的统一,推进两港一体化进程,充分发挥整体优势,提高我省港口的国际竞争力。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哥德堡号来访,隐藏着一个历史之谜
宁波舟山港,欧洲商船目的地
十年前,复制哥德堡号的计划提起之初,项目策划者的想法是,这条“复活”的帆船沿着260年前哥德堡号一世的足迹,再次跨过三大洋,重访当时的广州港。而舟山,这个哥德堡重返中国的第三站,则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事。其实,在这个计划的变化过程中,隐藏着一个历史之谜:早在三百多年前,欧洲商人更想造访的是宁波及舟山,而不是广州。
说来这事还得从清政府早期对外开放政策讲起。
原来在明朝败亡后,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矢志反清复明,并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南明政权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廷又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这在舟山历史上,就是第二次海禁。
这种闭关政策直到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后才有所改观。次年十月,驰“海禁”,颁“展海令”恢复所弃之地,包括舟山诸岛。同时,准浙江照福建、广东例,许用500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密切关注中国政策变化的欧洲商人闻风而动,清人所著《中西记事》载,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英国商船就时常往来浙江舟山、宁波等处。《粤海关志》、《英吉利记》等均有英船停泊宁波、舟山的记载。1685年,清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其中浙海关设在宁波,征收往来商船税款。1695年,定海分设浙海关署,1698年,定海建红毛馆,以为“外国船商逆旅”。自此,“外洋红毛诸国番船”,“至宁波者甚多”(《皇朝文献通考》)。
欧洲商人为何如此热衷到宁波舟山来呢?还是让我们从哥德堡号上讲起。
上月3日,安徽池州市政府特意将100坛当地名产“雾里青”茶叶送上停泊在上海黄浦江的哥德堡号,再续260多年的前缘。原来,当年的哥德堡号一世从中国装运到欧洲的货物中,正有不少安徽的“雾里青”茶。在十多年前对哥德堡号沉船的打捞时,出水的“雾里青”茶还保留260年前的香味,仍可饮用。
这个徽茶可有说头。《中国区域志》一书有云:“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
赫赫有名的徽商原来是靠茶叶起家。上文所云“徽州绿茶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一语当是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开埠以后的事。而在此之前,徽茶最便捷的出路当是沿新安江钱塘江而下,抵杭州后转杭甬运河赴宁波出海。
茶叶是当时中国出口的大宗货物。沉没的哥德堡号一世上载货700吨,其中400吨是茶叶。现有的中国海关统计资料,最早可追溯到1868年。统计显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茶叶在中国商品出口史上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1868年为例,全国出口商品金额为69114733银两,其中茶叶出口87104.97担,出口值37172012银两,占53.8%。仅次于茶叶的出口商品为丝绸,列为其后的为瓷器。丝绸更是江浙一带主产。即使瓷器,哥德堡号一世上发现多为青花瓷器,宁波上林湖一带所产青花瓷器名声远扬。而从瓷都江西景德镇,沿水路赴宁波舟山出口也远比赴广州便捷。
到了18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而且,到浙江贸易的欧洲商人发现,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当地官员对外商的到来也十分欢迎。于是,欧洲商船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清庭随后将浙海关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但宁波定海靠近货物原产地,关税再高不抵货物进价便宜,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欧洲各国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
巧合的是,当时的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1000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圣旨,关闭江、浙、闽三口,留粤一口通商。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18世纪的瑞典,如何走上与中国贸易的道路
瑞典王国,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东北部与芬兰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挪威为邻,东濒波罗的海,西南临北海,是一个拥有906万人口的北欧国家。公元1100年前后,在现在瑞典这块土地上开始形成国家。1157年兼并芬兰。1397年与丹麦、挪威组成卡尔马联盟,受丹统治。1523年脱离联盟独立。同年,古斯塔夫·瓦萨被推举为国王。1654至1719年为瑞典的强盛时期,领土包括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俄国、波兰和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718年对俄国、丹麦和波兰作战失败后逐步走向衰落。
经历了多年独裁统治、战争与其他种种不幸后,瑞典国家贫困,资源枯竭,迫切需要恢复经济。当时的欧洲大国,如英国、荷兰和法国,早已积极开展海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海外贸易,尤其是到远东去被视为挽救衰败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濒临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瑞典迅速利用境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起造船业,开始沿着英国、荷兰等国的路,向南绕过好望角,开始与亚洲互通有无。
但早已在亚洲占据地盘的英国和荷兰对新来的贸易竞争对手毫不客气,瑞典人在亚洲,特别是印度的生意经常受到英荷商人及军舰的阻挠。而来自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与产自南亚的香料同样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越到后来,这些来自中国的奢侈品的利润更是高过印度的香料。而瑞典人在中国的经历远比在印度愉快得多。瑞典的商船更多地放弃印度果阿,穿过马六甲海峡,直奔中国广州。
1731年6月,瑞典东印度公司得到国王的特许状,垄断了瑞典对好望角以东地区的贸易权。而哥德堡号正是这家公司的37条商船之一。从1739年1月的处女航以来,哥德堡号一世一共在瑞典哥德堡与中国广州之间航行了三次。1745年,哥德堡号一世从广州装载了700吨货物,其中包括400吨茶叶,50万至70万件的瓷器及丝绸、香料、蔗糖和珍珠母等价值超过200万银克朗的货物,启程回国。到了9月12日,就在快进入哥德堡港的海域上,哥德堡号一世触礁沉没,30吨茶叶、80包丝绸和大部分瓷器被打捞上来。即使沉船损失惨重,光茶叶就损失了370吨,凭着打捞上来的货物,这次航行还是赚了14%的利润。
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瑞典人抓住英美饮茶风行,茶叶关税重的商机,靠大量转口贸易中国茶叶赚取丰富利润。便随着英国取消茶叶关税,荷兰决定只靠自己的商船进口茶叶,瑞典的茶叶转口一落千丈。到了19世纪初,瑞典大规模海上贸易活动结束。
近百年远东贸易落下帷幕,但瑞典人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振兴国内经济的目的已经达到。正是靠着这笔原始积累,瑞典迅速在19世纪走上工业化道路,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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